萌芽状态的人，由于器官分化的不完全，只能通过发展［尝试与学习］的能力去形成超越自然本能的生存方式。在这一过程中，人以改变生活类型的方式来适应外部条件。人在该过程中不得不放弃原有生活类型，这意味着他们的自然欲望被限制；人为这一目的创造了工具（劳动的直观形式），他们的意识通过这一成果直观了自身，并以此发现了自己的主体性地位。于是意识摆脱了直接自然性，开始能够自由的对待对象。劳动作为对事物的陶冶扬弃，了劳动对象的异己性质是作为对现成他物的否定关系的意识，变成了这个他物自身持久的存在形式。意识由此成为自为的个别性和心理上普遍的主观性，也就是说，它从自然意识本质地区别开，成为了精神。文明必然形成的内在依据就此备好。

这种生产性自我决定的自由，使人类文明同自然区别开来。

此后，社会对孩童的教化，首先诱发了他们的才智，使其具备更好的手段来达到自然欲求赋予他们的目的，接着对其颁布规范与命令，限制他们天然的欲望，使其为某种普遍的东西而节制。包含普遍原则的成人意志，作为外部的强制性力量，促使孩童去认识超出个别性直接性的普遍之物。当他学会放弃自然欲求的直接性，去遵循普遍原则而限制欲望进行劳动时，他第一次赢得了主体性，使自己从个别的自然存在上升为普遍的精神存在。这种教化过程也是个体精神的诞生过程。

劳动使人学会摆脱自然意识与异己他物的对峙关系，学会使异己之物成为为我之物，这就使意识可能去超出狭隘的直接性与个别性，去处理一些非直接性的可能的和假设的事物，学会容忍异己的东西，从而去寻找普遍的观点，在外部事务上去把握自为意识的客观规定。

整个人类文明及奠基在由劳动教化而成的精神存在之中。

正是精神的自由本性才把人的世界与动物的世界区分出来，这一点没有疑问。不过，光是这一区分本身，却只是“种子”意义上的精神存在。当人群从兽群演变为原始的社会共同体（如氏族、部落等）时，精神的种子便已成立。这种子固然被盲目的必然性包围着，但是，它哪怕是在部落的图腾崇拜形式中即已表达了人类共同体之最初的自我意识。即使是最原始的共同体，也是精神的存在，因为它是对某种绝对无条件事物的领会，这种事物可以化身为图腾，但已表现出原始理性的自我认识。所以当原始的劳动、原始的社会共同体、原始的精神形态（如图腾）一起发生时，精神的种子便构成世界历史的真正起点。

这个起点的本体论意义要以辩证法来揭示。

在这种子的周围，是盲目的必然性的广大王国，是一大片异己的他物世界。这表明了原始人类最初的文化工作之巨大的艰难。与盲目的自然力的争斗是为了维护共同体的存在，而不是为了单个人类个体的存活，因此，这种争斗超出了盲目的自然法则的范围，它是精神种子的最初萌芽。这种争斗的每一次胜利，都是在原本异己的他物身上建立了精神自己的家园，即，使自在的他物成为精神的为我之物——这就是黑格尔讲的理性的自我认识。精神即在这种自我认识中存在。

然而，并不是精神一旦成立，理性便完成其自我认识，因为这是不可能的，理性的全体，或如黑格尔所说的范畴总体（即逻辑理念），虽然在逻辑上并不经历时间，但既作为逻辑的存在，也就是空虚的，没有真实内容的。它一旦作为自我意识，即作为精神，才能有内容，而这内容超出逻辑形式，成为在时间中的历史存在。因而，精神注定要经历其漫长的历史，才能把理性全体之诸环节逐次展开为历史的真实内容。不过，历史的真实内容不在精神之外，不是精神从外部摄入自身的，精神在经历其全部的历史之前，以种子的形式便包含了历史的全体。对此，黑格尔是这样说的：

意识中有两件事必须分别清楚：第一，我知道；第二，我知道什么。在自我意识里，这两者混合为一，因为“精神”知道它自己。它是它自己的本性的判断，同时它又是一种自己回到自己，自己实现自己，自己造就自己，在本身潜伏的东西的一种活动。依照这个抽象的定义，世界历史可以说是“精神”在继续作出它潜伏在自己本身“精神”的表现。如像一粒萌芽中已经含有树木的全部性质和果实的滋味色相，所以“精神”在最初迹象中已经含有“历史”的全体。

所以，历史不在精神之外，精神则必定要展开为历史。它如何展开自己？如何把理性的诸环节实现为历史的真实内容？靠的是其辩证本性。